2010年6月 的存档
离校倒计时——（5）
中午吃饭，餐桌上的小纸牌通知今晚邀请上海歌剧院艺术团来主办毕业生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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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路上发现女生一枚，当时有点紧张，手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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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再近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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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学生在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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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其间一直没拍，不想打扰那安静的演出），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很欢快。幸好没奏那个长亭外，古道边，要不，肯定有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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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在欢笑中结束，办的不错，没有领导致辞，没有颂德歌功。
还有，歌剧院的女主持真漂亮啊，哎，上帝如此偏心，造出此等尤物。
哎，8强出来了，只猜中5个，好歹猜对的比猜错的多2个，脸没丢尽。
这8场比赛，一点惊喜都没有，人生不就是因为有那么一点儿惊喜才有点意思嘛。
不行，继续预测，见下图（圈中的是我上次猜对的）：
还放两句狠话：
1. 阿根廷若被德国打掉了，下面的比赛就不看了，我的世界杯就此结束，40岁再见
2. 若要4强全部猜错或全部猜对，i am going streaking! 当然，只在宿舍楼道
离校倒计时——（6）
我有个二舅，今年82了，比我妈大2岁。退休前在乡中学当老师，算是我家的第三个老师。
记得小时候二舅经常到我家，拎个破皮包，总是匆匆忙忙，和父母讨论着什么，父亲总是埋怨他，说他当年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跑。他总是反驳，不跑，那就活不了啦。
后来听我姐说，不要小看这个窝囊的二舅，他上的大学，可是咱家里最牛的。我问：“上的哪儿？”，“清华”
慢慢地我大了，把二舅的故事终于弄清楚了。现在觉得他的传奇要能拍成一部中国版的《日瓦戈医生》，一定也是一部史诗巨片啊，说不定还能获奥斯卡奖。
二舅是我爸的中学同学，当时家里还算富有，外公虽没文化，但在日本侵华时期，瞅准机遇，倒卖粮食，据说发了一笔国难财，后来办置田产，家业日渐兴旺。据母亲回忆，那时候家里房子多啊，间间雕梁画栋，方圆那一带，全是我家的田。但外公一直生活简朴，夏天竟然穿旧蚊帐纱缝制的短裤，喝完稀饭还要把碗舔的一干二净，不用洗啦。解放后，成份被定位地主，田产、房子给分了，外公还被陪绑过一次（陪绑，就是和一帮将要被枪毙的人一起拉到刑场站好，把其它的人都毙了，然后告诉你，今天不杀你，回家），大舅说，那天外公吓得尿裤子啦，回家后躺了几天都缓不过来劲。不杀，因为外公人缘还不错，虽是地主，但非恶霸。可家里还有一个惊天秘密，一间房的墙壁里还藏着一小罐黄金。当然这事起初也只有外公和大舅知道。
记得是个夏天的早上，外公起床后大骂，但也不敢过多伸张。原来二舅跑了，家里的一面墙还多了个窟窿。起因是二舅想到北京求学，没钱，找到大舅。大舅觉得这罐金子迟早是个祸害，就把藏金的位置告诉了二舅，二舅当晚就把它解决了。在我爸的帮助下，二舅在南京把这罐金子兑换成两箱钞票，因北上携带不便，就把一箱寄存在南京的一位同学家，当然没告诉那里全是钱。可后来回去找他讨回箱子时，那同学死活不承认有此事。二舅也算刻苦，在北京靠这一箱子钱，备战一年，上了清华，为图报国，读了水利专业。妈妈每每说道此，就对我说，一定要感谢这个二舅，他要是不偷了那罐金子跑了，一是抄家时被发现把你外公毙了，二是咱家全得饿死，也不会有你了，这个故事妈妈讲了好几遍，每次听到这儿我都心惊胆颤，我的命原来是由这罐金子决定的啊，反正，结论是：二舅不偷金子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因为那时正值全国饥荒，二舅上学以及分配上班后，每个月总把省下的粮票寄回家，一寄就是6年，妈妈和姐姐就靠这点粮票活了下来，其间的几次粮票还没收到，估计被邮递员吞啦。因为二舅舍不得这个唯一的妹妹，其间，大舅因被打成右派，舅妈离婚了，他的两个儿子没人照管，饿死啦。而我的爷爷、奶奶、姑妈、伯伯全都饿死了。
妈妈说，最惨的是我姑妈死的时侯，那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妈妈就在屋前的田埂里挖了个坑，埋了。还有我姐，那过得最苦啊。记得有一次，家里没的吃了，妈妈就挑了一件家具到镇上卖，姐姐就在家里等，可到晚，东西也没卖出去，姐姐抱着妈妈哭啊。最伤心的是，妈妈在外挑水库，有人通知，说爷爷不行了，当时就我姐一个人在家陪爷爷。妈妈连夜赶回家，还开不了家门，因为那时的木门是从里面用木门闩插上的，姐姐在屋里，个矮，够不着门闩。妈妈就在屋外找个细木条，把门闩挑开，发现爷爷已死在床上，床边还放着一块干巴巴的饼，姐姐不知道爷爷已经死了，还指着那快饼说：想吃。每讲到这儿，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不要怕，你妈有的活呢。你家那些人死了后都是我给下的葬，还有你爸，全死在我前头，阳寿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
写着写着，写岔了，回到二舅。其实故事到这儿还算是个喜剧，因为二舅、妈妈、大姐都活了下来。但二舅的悲剧即将开始，因为学的水利，他毕业后分配到贵阳水利厅，那儿水利资源丰富嘛。没过几年平静的日子，文革开始了。家里地主的成份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二舅不停的挨整、被批斗。一人在外，对未来绝望，举目无亲，二舅于是又像当年偷跑出家门那样，没和单位办理任何手续，自动离职了。现在想想，他的两次出逃，都是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想必也经过深思熟虑，不得已而为之，只不过第一次背负理想离家，第二次满载绝望回家。
回到自当年携金偷跑后一直未返的故乡后，看到父母已逝（外公正常死亡，外婆自杀），满目疮痍，自己身无分文，何等凄凉。没了工作，没了田地，只有挑个担子，捡破烂为生。可是，没过多久，又被人举报：堂堂清华毕业生，天天捡破烂，那是存心给社会主义制度摸黑啊。于是，又被逮去批斗。破烂不让捡，二舅也得活啊，于是乡政府决定，暂时把这个人才安排到乡中学当个民办教师，教地理，也算专业对口。二舅于是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后来我遇到一个曾经在那个乡中学上过学的学生，说起我的二舅，他说：不就那个清华毕业的嘛，那地理课教的差的，上面他在讲，下面学生闹成一片啊。
当了几年民办老师，文革结束了，二舅又蠢蠢欲动，于是就到了本文开始时的一幕，二舅经常路过我家到省里上访，要求恢复当年在水利厅的工作。可是，专办此事的人说，你那时是自动离职，没人逼你走啊，按文件规定，此前工作经历不予承认。跑了几次未果，二舅也就死了这条心了。好不容易熬到80年代初，被转为正式教师，老有所保了。到那时，二舅还是孤身一人。快60岁的时侯，因为有个正式教师的身份，终于找了个丧偶的老伴，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虽然无儿无女。退休后，就在家里的院子里种种菜，养养鸡，自得一番悠闲。
其实我一直怀疑二舅的清华身份，思想僵化，满嘴八股，根本不像啊。直到前年，二舅的电话打消了我的疑虑。只听他激动的说：过两天我要去北京，清华大学找到我，邀请参加那一届的同学聚会，所用费用全报。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去吗？他说：没关系，再不去，没机会了。二舅决定坐火车去（尽管已80岁了），妈妈有些担心。我把消息转告了大姐、二姐，全家都很高兴。在北京的7天，一直没接到二舅电话，又联系不上（他没手机），妈妈说一定出事了。终于第8天，二舅的电话来了，说：回家了，一路顺风，看到以前的学校，变大样了；看到以前的同学，认不出来了，仔细想还有点印象。还有不少同学都离世了，文革时还死了一批。
一晃，50多年过去了。毕业时，意气风发；回校时，蹒跚老者，还好，活着。二舅的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但能和谁去说呢？
去年，到他家，临走时，他叫住我，让我看看在清华拍的照片，一个个的指着告诉我哪些是他同学，是哪方面的专家。哎，我看了看，里面就数他气质最差 ^_^。但心里想，一定得记住妈妈的话，是二舅救了我们一家，没有他，妈妈饿死了，也不会有我啊。
离校倒计时——（7）
上了这么多年学，接触最多的上级，就是老师。感情最复杂的，可能也是老师。尽管我的亲人中就有2位老师，我爸、我姐，但，说实话，我还真的就不喜欢老师。
比如我现在的老师，这一届就我一个学生，对我很不错，可我就不想见到她。每次被喊去谈话，我都比较紧张。往往1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对我消耗很大，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交流前，我得事先拟一份提纲，准备如何对付她可能要提的问题，如何控制谈话的主题，让它尽量限制在我熟悉的领域内；交流中，我得时时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时时注意说话的逻辑和层次递进，免得被她抓住把柄。一但发现没什么接下去的话题，我就会乘机撒谎：“杨老师，我那边还有点事，有几个重要文献还没查到，我先走吧”。不少时候，她会一愣，然会把手一挥，说：“好的，走吧。”但有时候，她谈得意犹未尽，也不让我走，说：“我好像还有什么忘了跟你说，等等”。我就苦笑着望着她。每次从她办公室出门，我都要长呼一口气，哎，真舒服啊，手心、身上都是冷汗啊。实验室的人也好像不喜欢她，记得今年5月份，她外出有事一周，你看那一个星期，大家轻松活泼的。她走之前，就有人到我身边，鬼鬼祟祟地说：“听说你老板下个星期不在”，我说：“今天，你是第4个告诉我的”。你看，就这样，她不来上班，大家奔走相告啊。其实，我老师虽然表面严肃、不近人情，但内心还是很善良的，毕竟是女人嘛。每个月给我发工资的时侯，她都和蔼可亲，顺便还关心关心我得个人生活情况，问有没有什么烦恼。我心想，哼！烦恼？你应该让我多回回家。当然我不敢说。个别时侯因为忙，拖延几天发钱，她都会说对不起。不像身边的有些老板，有时拖半年才给学生发钱，还是学生忍无可忍发短信催的。
硕士时，由于经常不上课，和一位英语老师闹僵了。经常点名，人不在。有一天，同学回来说，你完了，今天点名直接把你跳过去了。后来那门课不得不补考。没想到补考被安排和下一届学生一起考，碰到一大堆我的师弟、师妹。你看在考场上，他们发现我时激动的，“师兄，你怎么也来啦？这门课不逮人的啊”
大学时，由于大多数老师上完课就走，没什么印象，最主要的是我基本不上课，除了听说哪个老师上课爱吹牛，我会跑去听听。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遗传学老师，上课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扯淡，所以他的课，我基本不落。我清晰的记得他告诉我们，驴爸爸和马妈妈生的孩子叫“马骡”，而马爸爸和驴妈妈生的孩子叫“驴骡”。马骡个大，具有驴的负重能力和抵抗能力，有马的灵活性和奔跑；而驴骡则不行，体格小，没劲，派不上用场。由此可见，妈妈的体格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啊。同时他还提出三国刘备可能患有“马凡氏综合征”（本.拉登、泳将费尔普斯也患此病），特征是：大耳朵、手长过膝。你看，我都记住啦，我就喜欢这样的老师。
大学时代，有种特殊的老师叫做辅导员。这辅导员真的很不好当，尤其碰到我这种思想复杂的学生。到学校第二年，因为谈恋爱，就被约见啦。办公室就我俩人，她开门见山：“你也不大，20岁不到，急着谈恋爱干嘛，以后毕业上班至少有5个要追你的，慢慢选啊。”我清楚地记得她说了5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说5个，到现在也就3个追的，还差2个。然后，她拿出纸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在直线中间加了一竖杠，把线分成两半。我想，这要干嘛？她用笔指着线说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知道吗？这条线代表了你的一生，这一边是儿女情，这一边是你的英雄大业。你看，你的儿女情越长（伴随这句话，她重新画了一条分割线），不就没时间完成英雄大业了嘛？”我在旁，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心想：我憋了那么多年，终于离家解放了，千辛万苦鼓足勇气找了个女友，容易吗，我。你画了一条线，我又回到孤身一人，怎么可能呢？我不要建英雄大业了，行不？当然嘴上表态：嗯，有道理，回去考虑一下。估计，她也看出来我不够坚决，知道我要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于是，她从抽屉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红皮小本，翻到一页，一本正经的念道：在校学生若发生X行为，给予什么什么处分。给予什么什么处分，我忘了。但那一刻我印象深刻，感觉我被骚扰了。
高中时不错，遇到个对我好的班主任，前面博文已经说过了，不重复了。初中三年，除了初一没人管，而后两年持续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度过。班主任姓赵，教数学，初二接我们班的。因为初一的班主任考研走了，因为他专注考研，无心朝政，导致天下大乱。于是校方急调一知名整顿专家控制局势。赵老师数学教的不错，这得感谢他。但有件事他做的我不能原谅。当时为了规范课堂纪律，他竟然想出如此缺德的办法：周末全班投票，在纸条上分别写下这一周表现最差的三个学生，然后贴在墙上一周。这下我们那些上课讲话、插嘴、打闹、看小说的着急了，不拉帮结派，暗算某人，极有可能上榜。于是我们私下商量首先不能写对方，但是担心随便写，票过于分散，别人写我们，我们还得上榜，不如干脆集中写几个人，这样保稳。于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平时娇滴滴的女生被我们物色上。记得那天唱票的过程，真是今生不忘，看到自己的名字下横杠的数目越来越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当时心想，估计别人也串联啦。还好，看来，我们这帮人数多，只有一个表现实在太差的进前三。我第五，海口那个同学第四，倒吸一口凉气啊。当然，那个女生第三，她当时就崩溃啦，在班上哭了起来。我们也很难过，不整她，海口那同学要进前三啊。班主任事后可能也觉得此法不妥，此恶法只实施一次，但事后回想，心惊胆颤，发现在残酷的现实前，人没有做不出来的事啊。估计赵老师经历过文革，想让我们初窥一下险恶的人生。现在想想，真对不起那个女生，不知道此事会给她留下什么阴影。
小学虽然六年，但好像在混混顿顿中度过，除了非常害怕那个非常敬业最后自杀的班主任外，感觉没什么值得回忆之事。对比现在的小孩，我们那时可真幸福啊。我觉得小学教育除了学习基本知识外，还要帮助孩子树立对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对我而言，兴趣才是我的老师。不像我儿子，一提学习，脸就拉着。我家有台医院淘汰的旧显微镜，我一天，我对老婆说：跟儿子班主任商量一下，课外活动时，给他们看看细胞是什么样。后来老师同意了，老婆给他们上了一课，看洋葱和西红柿的细胞。我当时不在家，老婆摄了像，你看，那些孩子高兴的啊。后来，我有时站在阳台（我家离儿子的班级特近，也就15米左右，我能看到他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被他们同学看到，那边就喊：叔叔，叔叔，我们想看显微镜。你看，中国的孩子也对科研有强烈的兴趣啊，一台显微镜说不定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树立理想，多少年后，他们或许还会回想起在教室用显微镜看细胞的那个下午。
其实，我勤思考、爱插嘴的天赋在幼儿园就表现出来啦。有一件事印象极深：当漂亮的阿姨告诉我们，脚下的地球在飞快地转动时，我立马站起来反驳。现在想想，我当时的质疑真是惊世骇俗的啦，我说：“怎么可能？那要跳起来，不碰地球，它就转跑了，我应该落在别的地方啊。”为了配合我的质疑，我记得还跳了几下。老师被我的问题问傻了，愣了会儿，恶狠狠地说：“坐下，以后提问要举手，太空中看的地球就在转。”我不干，经举手允许提问：“那我为什么跳起来还落在原地”，她答不上来，说：“这个问题回家自己去想。”现在想想，她当时应该也不知道答案。但我们这些小屁孩怎么能想出其中的原因是“惯性”啊。
老师，多么好的职业。我还真想当一个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老师。在刚刚结束的答辩会上，一个备受尊敬的业内人士听后说：“你会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我觉得这是最让我满意、心醉的评价。当然，我的二导在答辩会后戏称，说我可以去搞传销，我不知道这是褒是贬啊。后来，看我当时的录像，怎么那么兴奋，就像嗑了药似的。估计和我几个漂亮的师妹亲临现场有关。
这么多年，我不爱上课，是因为我觉得那45分钟的说教太漫长，是种折磨。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把课讲得非常的生动形象；如果我是老师，我不会羞辱、体罚我的学生；如果我是老师，我会帮他们树立自信和理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要像我的高中班主任那样对待我那样对待学生。当然，如果对个别学生偏爱有加，我会深深的把它埋在心底。
离校倒计时——（8）
我很少交朋友，尤其是能探讨某些问题的朋友，我甚至不知如何去定义朋友，如果说它是另一个自己，那我有朋友吗？身边的那些人只能算作我的同学或同事，对他们基本都比较坦诚，个别人多了一点偏爱。曾经和身边一个女生探讨过一个人生重大课题，如何选择异性朋友？她说：首先通过观察这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他对朋友的态度，就大概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朋友都不诚恳的人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话虽偏激但真的有道理，所以我一直没忘。记得当时我想，哼，我对陌生人都如此坦诚，对朋友那更掏心掏肺的啦，异性朋友，优先选我啊。但我对朋友的要求更苛刻，超越了诚恳，觉得还应该彼此承担危险。比如有一天我作为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其实绝大部分良心犯一般选择坐以待毙，不会潜逃的）被通缉，我投奔的那个敢接纳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想到这儿，这个人首先会是我的妻子，但我不会选择和她联系，警察肯定盯上了她。我得有个紧急预案，制定好逃跑线路，那会投奔谁？搜索了一下，难道是他？也许真的是他。
他现在在海口，已经有21年没见了。他丢给我最后的印象是放学后的一个背影，我不得不远远地走在他后面，因为我们的家在一条路上。曾经我们形影不离。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由于走一条路上学加上同样的叛逆，我们成为了朋友。如果我的叛逆程度打7分的话，他就是9分。好歹我上课还听一会儿，作业能基本完成。他上课基本看小说，作业早上来抄我的。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父亲是中文系老师，母亲是个医生，可他就不爱学习，身体力行地对抗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由于他父亲认识不少学校的老师，开始在班上他还得到不少关照。可后来发现他一点儿也不上路，家长和老师都放弃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较听话的弟弟，可我依然是他的朋友。
天天我去他家约他一起上学，早上他还让我帮他解决他不想吃的早餐，为此，每天离家时，我都少吃一点。放学，我们不回家，在校边的池塘钓鱼、网虾、捞蝌蚪、抓青蛙、再活体解剖。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吸纳了班上的2个成员，还在银行开了户，定期交会费，起名“feihu”党，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fei”，我的名字中有个“hu”。他起草了党章，具体内容也就是为民除害，天下为公之类，然后用塑料袋包好，埋在了校园的一棵树下。这个组织干的唯一可圈可点、有一定影响的事是：学着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将报纸上的字一个个的剪下，重新组合，再用胶水粘成一句话，给班里的同学写恐吓信，为此我还贡献了一本字典，因为有些字在报纸上怎么也找不到。可是被恐吓的同学告诉了家长，他爸立即把那凝聚着我们多少心血的信交给班主任，案件迅速被侦破，“feihu”党惨遭剿灭，但我们都没供出党章，它依然埋在那棵树下，因为我们此前有个约定，无论如何也不说出来。
组织虽然没了，但私下我俩还继续开展活动。其间还干了一件惊天动泣鬼神的事，如果上纲上线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中日外交关系的恐怖事件。记得85年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突然去世，因为被小时候那些篡改历史的烂电影宣扬的仇日情绪深深影响，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此事件经我俩分析，确定为日本人下的毒手，所以决定得采取点行动。因为我们城市同日本高知县结为友好城市，在公园里竖有一块“高知石”，十分不顺眼，准备就拿它下手。一开始计划用榔头把它砸了，可一想，那么大块石头，有现在四个微波炉那么大，砸不烂，而且动静大，容易被抓。商量了一下，还是泼墨简单易行，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就约好在一个周末的午夜12点之后，等家里人都已熟睡，他溜出门骑车到我家楼下，我在窗口等着，暗号是他用手电照我的窗子，我就偷偷下楼。他骑车把我带到公园，他放风，由我实施泼墨。整个计划执行的非常完美，唯一没想到的是，我在草丛里窝了好一会儿，因为有对男女还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他们走后，我上前对着“高知石”奋力砸下那瓶黑墨汁，瓶子碎了，墨汁还溅了点到我身上。也没看破坏程度怎样，立即跑到他那儿，赶快骑车逃离犯罪现场。回家后妈妈还在睡觉，松了口气。脱下沾了墨汁的衣服，洗了洗罪证。早起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穿好衣服遛到“高知石”附近观察，还好，一切如常，没见群众围观、警察拍照取样，远远地看了那块石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上面沾点黑乎乎的东西而已。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全家将去海南，因为当时海南建省，机会很多，他父亲弃教从政，在省政府谋一官职。我们都很难过，一路无言。
没想到，在他去海口前，我们就分了手。还是因为他天天不学习。那时已经初三下半学期了，临近中考，我告诉他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准备学习了。因为总是考不好，他在班上经常被老师羞辱，我劝了他不知多少次，可他依然如故，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他认为我背叛了他，放学后也不再等我了。中考时，他因为信心不足，不敢报考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中，于是初中毕业后我们再也没见面了。
回想起那段时光，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阳光灿烂的日子，无忧无虑，捉鱼捞虾，满脑子的理想一点儿也不觉得遥不可及。他走后，我一个人就在青春期的苦闷中挣扎，直到后来遇到我的妻子。
我大学毕业上班后，这段如此结束的朋友之谊仍纠结着我，我想找到他。抱着一丝希望，带着妻子来到我曾经成长的城市，边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边讲述那些年少时我和他的故事，还带她看了看曾经被我泼墨的“高知石”。敲开了他原来的家门，这是剩下的唯一线索了。幸好家里有人，在门外说明了原由。好在住户是他父亲以前的同事，于是我弄到了他父亲在海口的联系方式。回来后，立即发了一封特快专递。没多久，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没考上大学，现在中国银行上班，工作很轻松，专办信用卡，还是一个人，就爱去酒吧，有一套能看见海的房子。可是他得了一种病：强直性脊柱炎。可怕的是，他弟弟也被诊断此病。要知道这病和遗传密切相关。最让我难过的是，当我要他转达我向他家人问候时，他告诉我父母离了，他现在和母亲在一起，和父亲基本断了关系，可父亲还是把这封信转给了他。（要知道，当初是因为他父亲才举家搬迁的啊） 他问我：还踢球吗？我说：早就不踢了，学习很忙，你现在的病还能踢吗？他说：还行，发现踢踢球后感觉要轻松不少，据说适当的运动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他知道我是医生，但他没有问起治疗的问题，我想他知道这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情会慢慢发展，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脊柱畸形。
有意思的是我们相互通过邮件交换了一下现在的照片，我给他一张自拍单身照，他竟然发了一张他在足球队的合影，也没告诉我他是哪位，可能他觉得我认出来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真被难倒了，我对着那15个人一个个的排查，最后范围缩小在两个人的身上（下图前排的左三和左四），当时感觉像是左四，无法确定。不得已，回了封邮件，厚着脸皮问：哪位是你啊？是不是左四啊？他回复：我kao，我有那么老吗？再对着照片看了看左三，嗯，这下认出来了，真的是他。看着他，我摇了摇头，笑了笑，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慢慢浮现。
将近有一年没联系了，现在的他还好吗？喜欢踢球的他一定也在看世界杯吧？我落难了，他会把我窝藏在海边那能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吗？
离校倒计时——（9）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无法忘记的时刻。我也有，那一刻，事关我的理想。
去年，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到我校演讲，一位贼能侃的研究大陆红灯区的社会学家。演讲最后，他让我们回想一下14岁做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梦，让我们重拾14岁时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我在台下琢磨这个性学专家指的“梦想”是“性梦”还是“理想之梦”呢？估计是后者。不管怎样，那都是美好之梦。是的，谁在14岁时没有梦想啊，潘老真能挑逗台下听众的情绪，既励志又让人浮想。
那是发生在我14岁的最后一天，1988年的12月31日的晚上。我上初三。
每当元旦到来之际，班上是要组织联欢晚会的。老师之前要每个同学上一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准备啥。前一天，在外上大学的二姐乘元旦放假回家，无意中发现我在房间听我自己灌录的磁带（我那时就有录自己声音的爱好）。
问：“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自己没事时录的一段解说词”
“什么解说词？”
“河殇”
“河殇？我知道啊，你也喜欢啊，我们学校里有卖学生自己刻印的解说词，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指了指手边的一叠《南方周末》（那时候我就看《南方周末》啦，当时各大报纸均连载它的解说词）说道：“还有，电视解说词，6集的，我全部用录音机对着电视上的音箱录下来了，张家声的声音真好听，我没事就跟着学”
“你读得还真不错”
“姐，明天晚上班上联欢会要准备节目，我朗诵一段解说词，你看行不行啊”
“一定不错”
于是在二姐的鼓励下，第二天上午，我就报上了我的节目。
那天晚上我是背诵的，选的是第一集《寻梦》的开始3分钟和最后一集《蔚蓝色》的最后2分钟的内容。记得我朗诵的时侯，班上非常的安静，在我读完最后一句（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时，那掌声简直让我晕了。无疑，我的节目被评为那天晚上的最佳，还赢得了一辆玩具跑车，还没等我拿到手看看，就被我的一位同学玩坏了。那一刻触动最深的估计是在场的班主任，5分钟，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因为此前他对我印象一直不好，一个过于叛逆的学生是很难赢得老师的喜欢的。元旦后，没参加晚会的语文和英语老师在课上竟然提到了我的朗诵，对我表示了赞赏，我心里那叫一个美。估计是班主任事后告诉她俩的。当然，让我难忘的还有那天朗诵后，一位平时很少和我交流的女生还到我跟前说：yanhu，你今晚朗诵的真好，就是到最后你读得越来越快了。
没多久，我就在晕晕乎乎中就迎来了新年——当时还不知道会是如此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1989。
16强出来了，绞肉战开始了，每天都要上演悲欢离别了。随手做了下面这张图，存此立照，无任何科学依据，全凭一时感觉和个人好恶，不要脸了。
1. 足球幻觉之悲情英格兰
我喜欢足球，喜欢数据。用数据来看人类行为很好玩，因为它总和人们通常的想法不一样，足球运动只是其中之一。
足球比赛随机性很强，所以单场比赛的胜负很难预料，但综合起成千上万场的比赛数据，加以分析，就能告诉我们很多纯粹随机性之外的事情。而这些数据和事实，能戳破球迷，评论家，和媒体钟爱的一个又一个神话和幻觉。
本文内容取材于2009年出版的《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第二章“为什么英格兰总是输？”，作者是记者simon kuper 和英国的体育经济学家stefan szyma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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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不知道的神秘点球
作者按：这是我写足球的第三篇文章，想显示数据分析能帮助人们理解这项运动。本届世界杯进入了淘汰赛阶段，点球大战不可避免。关于点球，经济学，和数字的故事有很多，这里我讲最刺激的那个。关于点球的经济分析，也就是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我这里略去。要指出的是，这理论的预测结果与现实的数据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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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欧洲冠军杯决赛，切尔西对曼联的经典点球决战
离校倒计时——（10）
算了算，离7月5号清场的最后期限还有10天的时间。办理离校的流程已经发布在网上，看得让人心酸。晚上回复一位老师的邮件时，突然想起曾经那些发生在校园的故事。于是计划用这最后的10天对我的学生生涯做个了结。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自小学到现在，不一定按时间顺序，争取每日一篇，但愿能坚持下来。
先从高中时的那个女班主任说起吧。她是从高二时开始当我的班主任的，高一时就教我们化学课。为什么先说她，因为她当时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20多岁，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还没结婚呢。高中时的男生是很不安分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相对还容易管理，因为还没有手机和网络。
想想那时候的男生也真坏，记得有一次她上课，夏天，我发现一个蚊子落在她白净的脸上，就跟同座嘀咕了一下：注意看。别看她嘴动地不歇，蚊子就是不走，没一会儿那儿就起了一个包，只见她不停的用手挠，我和同座一脸邪笑。
我不知道她对别的同学怎样，但她对我还是偏爱了一点，绝对不是自恋，因为：
1. 当时我个子挺高，视力还正常，但她利用班主任的权力让我坐第一排；
2. 她送了我一件礼物，当时只有我两个人；
3. 快毕业时，她为我争取了市优秀学生，高考还加了5分；
4. 她曾经还为我哭过；
5. 傍晚，我们还一起溜过街，她推着她的自行车；
以人格保证，以上绝对属实，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少了一些背景介绍。真的，不解释一下，谁都会认为这个班主任有点问题了。
1. 当时我上课总是坐不住，在最后一排爱和别人讲话，成绩波动很大，上课还爱插嘴，总是打断老师的正常教学，其它老师意见很大，不得不调我到第一排，便于管理（上课跑神、讲话、插嘴应该和遗传有关，我儿子目前也有这样的症状，比我还严重）；
2. 那是一天自习时，她把我叫到教室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是我遇到的难得还具有传统美德的学生，非常欣赏你身上的正义感，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一块表，送给你，希望你能珍惜时间。记得当时她的脸有点红。这是有生以来对我触动最大的事之一，后来就通过这件事让我找到她的联系方式。为什么要送我表，不仅仅是因为她要督促我珍惜时间，我想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家庭条件不好，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她想尽其所能的帮助我；
3. 为什么帮我争取了那重要的5分，因为我的成绩一般，尽管学校很好，高考升学率一直名列前茅，但她还是担心我考不上理想的高校。当然，我当时班干部工作做的也比较出色；
4. 那是高三时，我因班上的事务，竟然和我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打了架，也许是因为备战高考，大家休息不好，情绪易激动，就动了手。我在她办公室整整站了一上午，最后她哭了（当时我真想给她擦擦眼泪，可没有带手帕的习惯）我有没有哭？忘了。
5. 她告诉我几次，说要到我家家访，我不愿意，一放学就溜。那天放学，她留下我，说：今天别跑了，我跟你一起到你家去。于是，不得不领她去我家，她平时骑车上班，我走路上学。于是就这么边走边聊，总不能让她骑车带我吧。
高中毕业后，我就一直没回校看望过她，一是因为我没有考上我最想上的大学和专业，不小心学了医，无颜回校；二是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上班。但时不时还会想起她、想起那块不知道被我放在哪儿但肯定没丢的表。去年，我在我们中学的百度贴吧上，发了一个贴，讲了手表的故事。没多久，一个好心的同学就给我提供了了她的电话。我打了过去，说：王老师，能听出我是谁吗？那边熟悉的声音说：yanhu吧。她还说，一直想给我写封信，可总不知道我在哪儿。
这次毕业后，抽空一定要去看看她，带上我的礼物。
哎，一晃，快20年啦。
我那美丽的中学校园
1.
早上8点40，被电话震醒。
传来辅导员那温柔的普通话：“yanhu，你怎么还没在网上填写《就业协议书》啊。”
“哦，我工作还没定呢”
“还没找啊？那你赶快去就业办说明一下，刚刚那边来电话，说马上就要填写派遣证啦，发现你的信息是空的啊。”
“嗯，好的，谢谢，我马上起床”
“啊，还没起床？昨晚看比赛的啊？”
“嘿嘿，是的”
哎，这辈子最后的学生生涯还有10天就要结束啦。7月5号，我们必须离开校园。据说，学校是这样设置我们的“一卡通”的：先是禁入图书馆，然后禁入宿舍楼，最后禁入餐厅，于是，你就不得不滚蛋啦。这就是我钟情的学校啊，这么绝情啊，心中一阵悲凉，两眼泪汪汪。睡不着了，起床去了就业办，说明了情况。他们说，没关系，档案可以代保管，交点费用就行了，找到工作再填协议书不迟，像你这样的还不少呢。哎，宽慰了一下。
2.
回来的路上，对面走来一个男生，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啊。我kao，他穿了一件和我一样的体恤。他好像也发现了这个情况，眼睛也盯在我的衣服上，一脸尴尬。俺俩目光还交汇了一下，相互咧嘴笑了笑。哎，撞衫的感觉真别扭啊。还好，没和女生撞上，不像他俩：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81017/1/e3eh.html
3.
好久没理发了，接着去了校边理发店，这些年我的头发都在这儿被剪下，只不过第一次来时满头黑发，而现在夹杂一些白发啦，值得骄傲的是，一点儿也没秃啊。今天，今天我要留下我最后的头发。进门找了找，怎么一直给我理发的那个老师傅不在啊，只有一个异性工作人员，算了，进了门就不好意思出去啦。
“理发？”
“嗯”
坐稳后，对她说：“就照现在的发型剪一下，剃多点，少留点”（要是那师傅在的话，这话就免啦）
“到我这儿，得听我的，我想怎么剪就怎么剪”
听得我心中一惊，倒吸一口凉气，挑逗爷们怎地？有这么和顾客说话的啊？心里还挺高兴，没见外嘛，我喜欢这性格。
笑道：“好的，好的。交给你了，随你剪吧”
“哎，以前学徒时遇到你这样的就好了”（这句话她说了2遍）
剪的真挺认真的，边剪边谈笑，时间很快就过去啦。理完，镜中的我帅极啦。
“欢迎下次再来”
“嗯，谢谢，好的”
哎，还有下次吗？
4.
吃完午饭，上了公交去实验室，公交依然空空荡荡，没一会儿上了两位吉他男，还拖着笨重的音箱。一胖一瘦，年纪和我相仿，很喜欢他俩的模样。我放下手中的书，认真地听他俩唱着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妈的，我被感动了。真好听，那曲那词那表情那声音。赶快用笔在书的最后一页记下了几句歌词，过下上网搜搜是什么歌，我也要唱。“谢谢你，让我遇到你…….不问明天在哪里。”唱完后，坐在我前面的舍友鼓了下掌，我朝他俩竖了拇指，顺便给了一个甜美的笑。过会儿，贼抠门的舍友给了一元，我从钱包掏了一张（多少？保密）。
下车后，到实验室，立即上网搜了一下这首歌，原来是首网络歌曲《谢谢你让我遇到你》，只不过网上那些版本（点击链接）没有一首有他俩唱得好听。我已经好几个月？好几年？都没被感动了。谢谢二位，我永远不忘。
5.
没多久，电话又震啦。又是上午吵醒我的辅导员，
“yanhu，医院安排你一件事，下周让你代表医院这一届毕业后不准备留校的学生去参加和校长的座谈会，你准备一下发言”
“就我一个？”
“还有XXX，他代表留医院的学生。领导安排的，有时间吧？”
我犹豫了一下，让我这个有“犯罪”记录的学生去直面校长，别有用心啊，机会难得，就同意啦。
说点什么呢？谈谈我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大陆第一大城市？谈谈社会的不公？面对这位前些日子评说“中国大学精神虚脱”以及当代大学精神迷失“才子加流氓”祸害社会的还算勇敢的校长，我也得准备准备，勇敢一点，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告诉他，我不是流氓，所以我要离开。
哎，只是不得不穿皮鞋长裤正装，就这一点不太舒服。
被昨晚那场溃败的比赛倒了胃口，今晚所有的比赛都没心情看啦，看书吧，不行，明天凌晨2：30的还得看，尽管没什么悬念，但马拉多纳和梅西要上场。
前天收到网购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是三联01年版的，189页，11万字，只花了我10元钱。作者——沃森，发现者之一，写于1967年。写的是1951至1953年间作者和克里克发现双螺旋结构的个人经历。我是在来回的公交和两场比赛的间隙读完这本书的，想像一下，空荡的公交的最后一排、台灯下、电脑前，一个老男人一手握笔、一手持书、故作深思状的样儿吧。
书写得比较张狂，不那么谦虚。不少人科学家读后批评沃森不应该在事后的追忆中那样自得。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喇格爵士——沃森的导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就写道：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必须以一种宽容的精神阅读此书。另外写道：很难确定关键的新思想到底是自己的产物，还是在于他人交谈时无意中汲取了他人的思想。因为是沃森邀请布喇格写的序，所以布喇格没有直接提及沃森在推导出DNA结构前是否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看了弗兰克林拍的那张著名的DNA的X线衍射照片这一科学史疑案，这句话还是让我联想到布喇格的某种不平。无论如何，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的“1962年的诺贝尔奖将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长期耐心探索DNA结构的（伦敦）金氏学院的威尔金斯和出色而迅速的最终解决问题沃森和克里克”授奖原因还是很客观的，关键是“出色而迅速的最终解决问题”啊。其中威尔金斯是弗兰克林的导师，弗兰克林拍出了那张出色的照片，但弗兰克林因乳腺癌去世于58年去世，年仅38岁。
在沃森（23岁）和克里克（35岁）在1951年涉足研究DNA结构时，一些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离发现DNA结构仅一步之遥，他们已经推测DNA的复制机制，已经知道了DNA的化学组成，弗兰克林手中还有一张已经拍了2年的、极清晰的、后来被用作双螺旋证据的X线衍射照片，但他们就是推导不出DNA的双螺旋结构，而只有这个结构才可以解释生命的基本奥秘。
因此，书的译者田洺在译者序中写道：如果从历史的角度透视的话，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沃森和克里克不愧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的称号。是的，他们的双螺旋实证论据来自弗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X衍射图，他们的模型建造方法来自鲍林，他们对氢键的计算来自伽莫夫，对DNA构型的认识来自纳休，好像唯有双链核苷酸是他们的首创。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深度上，他们既比不过弗兰克林，也比不了鲍林，而且在这场竞争的最初，甚至接近终点阶段，弗兰克林和鲍林确实远远地走到了前面。但是就在弗兰克林和鲍林深入关注树木的时侯时侯，沃森和克里克却在密切关注树林。沃森和克里克的视野更开阔，他们将知识的触角伸向一切可能的地方。弗兰克林没有想到DNA的化学动力学问题，鲍林没有想到DNA的晶体构型，他们都没有想到碱基的构型和氢键的数学关系，而沃森和克里克则将有关的一切都想到了。布喇格在序言中戏称他俩是“站在巨人的脚趾上”。他俩凭借个性上的特点及其互补，以及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克里克只想取得一个较大的成就以摆脱当时尴尬的境地，而沃森就想赢得诺贝尔奖。
我，读了这本书，最喜欢的就是沃森在序言中的第三句话：我希望本书能够表明，科学很少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常常纯粹是人为的事件，充满偶然，个性和文化传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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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上的不错的书评：http://book.douban.com/review/1272284/
不足之处，是该书评的作者没有明确的标明那些话是从原著中摘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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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另一个译本的下载地点：http://19cr.com/html/5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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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8号我见到的沃森（同学拍的，激动地手有点儿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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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介绍克里克（PPT中的左者，2004年去世），当时旁边的女生嘀咕，真帅啊。我心想，这也叫帅？不就得了诺贝尔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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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PPT左）和弗兰克林（PPT右），沃森介绍弗兰克林时用了“precious”
这篇类似review类型的文章转自《新闻记者》杂志。感觉所引文献还不够权威，但对我这个非专业人士，读后收获不小。如果说富士康短期自杀率确实反常的话，我不得不怀疑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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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应该怎样报道自杀?
马汇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媒体报道自杀事件，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稍加梳理，不难发现，仅自2006年以来，引起关注的自杀事件就有好几起：山西榆社贫穷父亲在儿子高考估出高分后却服毒自杀，北师大一博导跳楼自尽，福州市外来务工者陈某跳江自尽，人民大学一女博士跳楼自杀，广州某高校一周内三人坠楼自杀。这一幕幕悲剧提醒我们思考：媒体应该怎么报道自杀新闻?媒体能为预防自杀做些什么?
传媒与自杀：复杂的关联
大众传媒与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关联，这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晚期。1774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主人公维特为情开枪自杀。小说面世以后，许多青年男子用同样的方法结束生命。因此，该书在某些地区被列为禁书，“维特效应”亦被用来专指模仿自杀的行为。[1]
自杀行为具有传染性，传媒上的自杀新闻会诱发他人的效仿，国内外许多媒介效果研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David Phillips研究发现[2]，报纸与电视上的自杀新闻报道量与随之而来的自杀数量成正比；自杀报道出现在头版比其他版面更易诱发自杀行为；自杀报道的传阅率越高，影响力越大，其诱发的自杀率也就会越高、越严重。在电视报道自杀案例后，自杀数量在10天内逐渐攀升，如自杀者是名人，且在多台、多栏目相继报道，其负面影响及诱导效应尤为明显。
根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的报告：1998年，香港传媒曾经广泛报道港岛第一例烧炭自杀案，甚至图文并茂登出自杀者的平静面容，令人错觉烧炭自杀较其他自杀方法舒适。短短两个月内，在香港，烧炭即成为最普遍自杀方法的第三位；3年后烧炭占所有自杀方法的比率由6%增至28%；5年后香港每4个自杀个案中，便有一个是烧炭自杀。
尽管目前的实证研究尚不能证实自杀新闻与随后的自杀行为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联，但研究者取得的一致共识是：媒介对自杀新闻的渲染、煽情、美化、浪漫化等手法会引起自杀率的升高[3]。
媒体：一种心理暗示与情绪传染的途径
为什么传媒报道会诱发更多的自杀行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种社会感染现象：当人们集聚在一起时，某种特定的感情、情绪、行为就会像细菌一样在人群中传染，有点像情绪上的“流感”。塔尔多(1843~1904)在其代表作《舆论与群集》中分析了法国报纸读者阶层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虽然在肉体上(空间)是相互分离的，但是在心理上却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群集(crowd)。社会心理的“无接触传染”可以通过当时日益发达起来的、可进行大量传播的印刷品———报纸、杂志、政治宣传手册等等，在人群中扩张和传递。[4]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时，也成了社会心理、情绪传染的一个途径。
媒体对自杀新闻的大肆渲染对于一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具有强大的暗示、诱导性。尤其是现代媒体高度发达，使得自杀这样的所谓轰动新闻，被密集且全过程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自杀高危人群在看到报道后，会对背景或问题与自己相近的自杀者产生身份认同，并模仿对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报道越多，被模仿的机会越大；若自杀者为知名人士，对受众的影响比普通自杀者高出十倍。[5] “1986年4月8日，日本歌星冈田由希子跳楼自杀的新闻被媒体大肆渲染后两周，日本几乎天天有青少年自杀，十多天竟达二十余人。据研究资料统计，在1986年的头11个月，日本青少年自杀人数达333名，比1985年同期高44%，心理学家称之为‘由希子症候群’事件。”[1] 2003年4月1日， 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从1日深夜到2日凌晨9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其中5人不治，轻生原因涉及感情、失业、经济、病痛困扰等方面。心理学家指出，艺人张国荣自杀身亡，强化了原本已有自杀倾向人的寻死欲念”。香港的专项研究也显示[7]：自传媒大篇幅报道张国荣死讯后，4月份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亦较2002年4月份高出18人。在这些自杀案中，死于跳楼的占32%，在所有自杀方法中比例最高。在当月的自杀者当中，有几名死者轻生前留下的遗书中，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独特的中国自杀现象：社会学的解读
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包括了社会、经济、心理等复杂原因。自杀行为的增加，不能全都怪罪于媒体。社会学对自杀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土壤。
先从中国独特的自杀现象说起。“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这一结果有别于全球任何国家；中国女性自杀率略高于男性，而其他国家显示男性自杀率更高；中国约1/3自杀死亡者和2/3自杀未遂者从未接受精神疾病诊治，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发现9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7]与大多数西方国家自杀者集中在城市、男性、中年人、受精神疾病困扰不同，我国自杀者集中在农村、女性、年轻人和老年人，且多集中在弱势人群中。
有研究者认为，“自杀在中国应属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的救助问题，而非后现代化的心理问题” [8]。以农民自杀为例，2003年7月，因退耕还林引起矛盾，陕西旬阳县发生5天之内3位农民自杀的轰动事件。再如新华社2002年1月报道的发生于湖北的连续7起农民自杀事件，以及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端的因子女上大学问题而自杀的农民、因家庭纷争而喝农药自杀的农村女性等等，很难将其简单归结于“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农民自杀者内心的苦楚多半来自于对外界压力的无力抗争，现实生活的无味，对未来的绝望；另外还由于眼界或知识水平所限，对某些事情缺乏解释思考的能力，对某些压力缺乏解脱的途径却又无弃放的胸襟”。 [9]
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使人们受到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紧张的工作环境、失业和独生子女家庭等等，正在减弱以家庭为基础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面对‘人们的气性越来越大’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无法诉诸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把人心的政治附加给警察和医生。”“更大的自由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无助；更广阔的空间，往往会使人更加手足无措。道路没有了清晰的界标，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可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走正路，而并不意味着怎么走都是平坦无虞的；对于做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来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下悬崖。”[10]
自杀新闻：报道还是放弃?
媒体的自杀新闻既然与自杀行为间存在着关联，那么是否就不应该报道自杀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殒落都不足以成为新闻，那还有更重要的新闻吗?况且，各种通讯传播技术阻挡不了消息的扩散，“鸵鸟策略”不是好办法。另外，个体自杀往往兆示着某种社会危机：从南京拆迁户翁彪为维权自焚身亡，到陕西旬阳县农民连续自杀；从经常发生的农民工跳楼讨工薪，到如今的高校毕业生因多种压力跳楼……除却个体自身的心理因素外，这些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恰恰屡次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暴露了不容回避的社会“病灶”。
正确的报道态度是什么?英国BBC制作人报道守则的一项规定或许值得借鉴：“自杀是一个正常的新闻题材。不过若按真实情况报道自杀消息，会有可能引致他人模仿。报道时应避免美化自杀或简化死因，也不应令受影响人士更加悲伤，照片和自杀方法的细节也不应刊登，尤其是当该方法并不常见，小心报道的用词亦十分重要” [11]
简言之：我们关注自杀现象，但不应炒作自杀个案。自杀案件的适度报道，可以引起各界关注，而访问社会工作、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可提供深入的分析，找出事件的起因、处理及防范的方法，避免更多的悲剧。
自杀新闻的种种失当
让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来检视经常出现的失当行为。
1.刊登遗书、遗照、现场照片，详尽描写自杀过程等。2005年9月12日，湖南一家报纸登出《中科院博士生跳楼身亡父母公布其遗书警示后人》，在报道中公布了自杀者的遗书和照片。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刊出自杀者生前照片、遗书、自杀地点、现场的照片等对自杀高危人群有极强的暗示和诱导性。
2.缺乏对危机干预机构、危机救助措施的报道。量化研究发现[11]：媒体的自杀新闻注意力集中在凸现异常性、冲突性的“事件性”上(83.39%)，而有助于预防自杀教育的“资讯性”新闻仅占议题总体分布的9.48%。前不久，北京某报在对中国人民大学一博士生自杀新闻的报道中，详尽剖析了自杀者的可能原因、生前生活状况等等，但当提到有关机构已经介入对其周围人的心理危机干预时，只有一句话：“昨日下午，人民大学为此举办心理咨询讲座，并安排了善后事宜。”
这样的报道没有提到如何获得科学的救助信息、有哪些救助机构、怎样应对个人的心理危机等简便、实用、易得的科学救助方法。而国外的一些媒介自律组织要求报道自杀新闻时，不应放在显著的版面与位置，有关心理救助的信息应该与自杀新闻本身占有同等的比重。
3.渲染式、煽情式的报道方式。采用耸人听闻、煽情的标题吸引眼球，比如：《万米高空割喉———揭开百万富翁自杀幕后新闻》、《夫妻被追债双双自杀老公上吊老婆喝药》、《妻子挨打索要“对不起”丈夫竟举刀自杀》等等。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把这些悲剧新闻“闹剧化”甚至“娱乐化”处理，一再刺激、挑逗大众的“窥视欲”。尤其是对名人自杀的大肆渲染对普通人的影响很大，如前所述对张国荣自杀的大肆炒作等。
4.对自杀事件的归因过于简单。比如，《15岁少年因父母分居服毒自杀留遗书望父母和好》、《13岁女孩因家里无钱缴纳择校费服毒自杀》、《少女未扎头发遭拒考后自杀》，这样的标题、这种简单归因的报道对于青少年来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招致模仿。一些关于成年人自杀事件的报道更应该深入分析背后的多种原因，引起社会的警醒。2006年6月，福建的一家报纸刊登《不堪医疗负担妇女跳江自尽丈夫随同跌入江中》，报道了在福建打工的一对江西夫妇的悲剧。后来《南方周末》的报道《1859元可致人死地?一个民工家庭能扛多大风险》中，记者经过深入采访，详尽披露了这对民工夫妇在找工作、工伤、拿不到工资、孩子交学费、卖菜被骗、病痛等种种生活压力和挫折下渐渐绝望、走上不归路的过程。通过对这个社会悲剧的“深挖”，折射了农民工在生活困境中苦苦挣扎、严重缺乏劳动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媒体责任：将危害减至最小
我们当然不能奢求单靠媒体去承担厘清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之重，但仅仅出于敬畏生命的人道主义考虑，媒体也应该主动和自觉地进行反思并警醒：面对逝去的生命以及背后所暗含的社会危机信号，媒体可以做什么?怎样才能在报道的同时，把可能带来的危害减至最小?
第一，具体报道技术层面，记者应自觉运用预防自杀的科学常识，避免无意之中增大自杀的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专门编写了自杀预防手册，用以指导传媒工作者进行相关的新闻报道，里面详尽列出了科学报道的方法和一些基本的预防常识(参见下页相关链接)。
第二，精神健康层面，有效实用地传播心理疏导与救助知识。这包括：自杀干预机构的社会活动的报道、预防自杀研究成果普及、具体实用的预防措施等。实际上，在自杀新闻中嵌入具体实用的心理危机干预知识和措施是最好的传播时机。比如，在报道中及时公布最近的心理危机干预与预防机构的联系办法，宣传自杀行为前的征兆；宣传抑郁与自杀的密切关系，以及抑郁症是可治之症，呼吁人们关爱身边的亲朋好友等等。
第三，议题建构方面，从“自杀事件”引向“自杀问题”。不渲染、炒作自杀个案，谨慎报道理性剖析，以启迪受众、尊重生命。Elmar Etzers dorfei和Gernot Sonneek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晚期，地铁在维也纳开始投入使用后，由于媒体戏剧化地报道地铁自杀事件，致使维也纳的自杀率短期内急剧升高。鉴于此，奥地利自杀预防协会对媒体渲染式的自杀报道方式提出批评，并协助媒体改进了报道方式。随后，维也纳的自杀率下降了80%，回复到原有水平上。研究者认为，自杀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媒体改变了煽情的报道方式。
此外，报道应尽量指出自杀者实际有很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自杀不是唯一出路，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以对亲属进行深度访谈，强调自杀者的行为对其亲属心理方面的伤害。
第四，组织社会资源方面，重视、采用多种信息来源，凝聚、传递专业组织的力量。如果仅采访自杀者的亲朋好友、警方，则获知的是事件表面信息，议题狭窄且影响力有限。如果重视、咨询包括心理学、精神医学、社会学等等在内的专家、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组织，则媒体可能在这些专业人士、机构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有利于组织、启迪公众对自杀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1]《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部宣传手册
[2] 格伦•斯帕克斯：《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3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3]《探讨传媒对自杀的影响：自杀新闻报道建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宣传册
[4] 参见新明正道著,雷通群译：《群集社会学》，新宇宙书店1930年版
[5] Stack,S.(2003).“Media coverage as a risk factor in suicide”in J Epidemiologic Community Health 2003；57：238-240.
[6] 叶兆辉：《名人自杀效应：张国荣个案分析》，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
[7] 引自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会长Diego De Leo为2003年9月5日宣传“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的贺信,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http：//www.crisis.org.cn/
[8] 李多钰：《自杀社会学》，《南方周末》2003年4月17日
[9] 郭之纯：《农民自杀是缺乏精神卫生专家指导吗?》千龙网
http：//news.anhuinews.com/system/2003/11/24/000497949.Shtml
[10] 吴飞：《“理解自杀”札记之四———“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读书》2005年第11期
[11] 路鹏程：《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在医学领域，没有比WHO和FDA更让人信任的组织了。别提中国卫生部和药监局，一帮垃圾（我永远不忘你们在非典时期公然说谎，还将非典病人藏起来以应付WHO的检查）和贪官（杀了郑筱萸，还有后来人）。对着WHO的指导意见，看看我们媒体在报道富士康跳楼事件上的欠缺，甚至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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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摘录)
世界卫生组织（WHO）
如何进行对自杀的一般性报道
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尤应注意如下几点:
●统计数据准确无误;
●信息来源真实可信;
●即使时间紧迫，报道也需慎重处理;
●慎重使用自杀行为的概括语言，
例如“自杀流行病”或“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区域”等词汇应避免使用;
●避免用自杀行为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副产品的错误概念诱导读者。
如何对特殊自杀案例进行报道
应牢记如下几点:
尽量避免对自杀作感性报道，尤其事关名人时，更应避免渲染夸大之词。如该公众人物生前曾患有精神疾病，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并避免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自杀方法、事件现场的惨状或刊登死者照片。媒体应避免用头条新闻报道自杀案例。
●媒体报道时应避免对自杀方法的详细描述。研究表明:对自杀方法的描述越详细，对大众的负面影响越大。某些自杀地点，如:桥梁、山峰、建筑工地及火车轨道等被媒体曝光后，轻生者到该地赴死的几率明显增高。
●媒体报道时切忌把自杀行为描写成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悬案，但也不能过于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件事引发的悲剧。自杀行为通常是许多负面事件堆积的结果，如:精神和心理疾病、滥用药物及药物成瘾、家庭变故、内心矛盾和心理压力太大等。明确自杀的诱发因果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心理健康。
●切忌在报道中暗示自杀是人们面对重大人生困惑:如破产、考试失败或被性虐待的等唯一解脱方法。
●在报道时应提到自杀者的行为对其亲属和心理方面的伤害。
●将死者称为烈士会导致心灵脆弱者误认为社会崇尚自杀行为而盲目效仿。应在悼念死者、寄托哀思处大着笔墨。
●客观描述自杀未遂者的健康状况亦可将防止盲目模仿自杀行为。提供自杀相关信息的救助机构应在报道自杀案例的同时播放相关救助机构的信息，媒体可以借此充当协助公众防止自杀的积极角色:
●列出相关精神健康机构的最新电话号码及地址;
●广为宣传自杀行为前的征兆;
●宣传抑郁与自杀密切相关，以及抑郁症是可治之症;
●对自杀者的遗属表示同情并给予专业救助机构的电话号码，以减少其自杀危险性。
应该做的
●当列举自杀事实时，与该领域专家密切协商。
●用“自杀完成”一词取代“自杀成功”。
●只提供相关数据。
●指明死者除自杀外尚有出路。
●提供社会及社团救助机构的信息。
●宣传自杀前的征兆。
禁忌
●不应刊登死者照片或自杀遗书。
●不应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
●切忌将自杀归结为单一原因。
●不应美化自杀行为。
●不应将自杀理由归结为宗教原因。
●切忌相互埋怨。
a4 sets audi’s bar higher
Perusing the wine selection, I noticed a lot of interesting looking specimens from far flung nations such as Chile, Argentin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hopin Champagne (yes, from France) was the priciest offering, at $20; there was no end of options at $10 and less. I couldn’t find any dry 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