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hu

离校倒计时——（8）
我很少交朋友，尤其是能探讨某些问题的朋友，我甚至不知如何去定义朋友，如果说它是另一个自己，那我有朋友吗？身边的那些人只能算作我的同学或同事，对他们基本都比较坦诚，个别人多了一点偏爱。曾经和身边一个女生探讨过一个人生重大课题，如何选择异性朋友？她说：首先通过观察这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他对朋友的态度，就大概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朋友都不诚恳的人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话虽偏激但真的有道理，所以我一直没忘。记得当时我想，哼，我对陌生人都如此坦诚，对朋友那更掏心掏肺的啦，异性朋友，优先选我啊。但我对朋友的要求更苛刻，超越了诚恳，觉得还应该彼此承担危险。比如有一天我作为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其实绝大部分良心犯一般选择坐以待毙，不会潜逃的）被通缉，我投奔的那个敢接纳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想到这儿，这个人首先会是我的妻子，但我不会选择和她联系，警察肯定盯上了她。我得有个紧急预案，制定好逃跑线路，那会投奔谁？搜索了一下，难道是他？也许真的是他。
他现在在海口，已经有21年没见了。他丢给我最后的印象是放学后的一个背影，我不得不远远地走在他后面，因为我们的家在一条路上。曾经我们形影不离。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由于走一条路上学加上同样的叛逆，我们成为了朋友。如果我的叛逆程度打7分的话，他就是9分。好歹我上课还听一会儿，作业能基本完成。他上课基本看小说，作业早上来抄我的。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父亲是中文系老师，母亲是个医生，可他就不爱学习，身体力行地对抗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由于他父亲认识不少学校的老师，开始在班上他还得到不少关照。可后来发现他一点儿也不上路，家长和老师都放弃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较听话的弟弟，可我依然是他的朋友。
天天我去他家约他一起上学，早上他还让我帮他解决他不想吃的早餐，为此，每天离家时，我都少吃一点。放学，我们不回家，在校边的池塘钓鱼、网虾、捞蝌蚪、抓青蛙、再活体解剖。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吸纳了班上的2个成员，还在银行开了户，定期交会费，起名“feihu”党，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fei”，我的名字中有个“hu”。他起草了党章，具体内容也就是为民除害，天下为公之类，然后用塑料袋包好，埋在了校园的一棵树下。这个组织干的唯一可圈可点、有一定影响的事是：学着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将报纸上的字一个个的剪下，重新组合，再用胶水粘成一句话，给班里的同学写恐吓信，为此我还贡献了一本字典，因为有些字在报纸上怎么也找不到。可是被恐吓的同学告诉了家长，他爸立即把那凝聚着我们多少心血的信交给班主任，案件迅速被侦破，“feihu”党惨遭剿灭，但我们都没供出党章，它依然埋在那棵树下，因为我们此前有个约定，无论如何也不说出来。
组织虽然没了，但私下我俩还继续开展活动。其间还干了一件惊天动泣鬼神的事，如果上纲上线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中日外交关系的恐怖事件。记得85年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突然去世，因为被小时候那些篡改历史的烂电影宣扬的仇日情绪深深影响，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此事件经我俩分析，确定为日本人下的毒手，所以决定得采取点行动。因为我们城市同日本高知县结为友好城市，在公园里竖有一块“高知石”，十分不顺眼，准备就拿它下手。一开始计划用榔头把它砸了，可一想，那么大块石头，有现在四个微波炉那么大，砸不烂，而且动静大，容易被抓。商量了一下，还是泼墨简单易行，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就约好在一个周末的午夜12点之后，等家里人都已熟睡，他溜出门骑车到我家楼下，我在窗口等着，暗号是他用手电照我的窗子，我就偷偷下楼。他骑车把我带到公园，他放风，由我实施泼墨。整个计划执行的非常完美，唯一没想到的是，我在草丛里窝了好一会儿，因为有对男女还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他们走后，我上前对着“高知石”奋力砸下那瓶黑墨汁，瓶子碎了，墨汁还溅了点到我身上。也没看破坏程度怎样，立即跑到他那儿，赶快骑车逃离犯罪现场。回家后妈妈还在睡觉，松了口气。脱下沾了墨汁的衣服，洗了洗罪证。早起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穿好衣服遛到“高知石”附近观察，还好，一切如常，没见群众围观、警察拍照取样，远远地看了那块石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上面沾点黑乎乎的东西而已。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全家将去海南，因为当时海南建省，机会很多，他父亲弃教从政，在省政府谋一官职。我们都很难过，一路无言。
没想到，在他去海口前，我们就分了手。还是因为他天天不学习。那时已经初三下半学期了，临近中考，我告诉他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准备学习了。因为总是考不好，他在班上经常被老师羞辱，我劝了他不知多少次，可他依然如故，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他认为我背叛了他，放学后也不再等我了。中考时，他因为信心不足，不敢报考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中，于是初中毕业后我们再也没见面了。
回想起那段时光，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阳光灿烂的日子，无忧无虑，捉鱼捞虾，满脑子的理想一点儿也不觉得遥不可及。他走后，我一个人就在青春期的苦闷中挣扎，直到后来遇到我的妻子。
我大学毕业上班后，这段如此结束的朋友之谊仍纠结着我，我想找到他。抱着一丝希望，带着妻子来到我曾经成长的城市，边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边讲述那些年少时我和他的故事，还带她看了看曾经被我泼墨的“高知石”。敲开了他原来的家门，这是剩下的唯一线索了。幸好家里有人，在门外说明了原由。好在住户是他父亲以前的同事，于是我弄到了他父亲在海口的联系方式。回来后，立即发了一封特快专递。没多久，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没考上大学，现在中国银行上班，工作很轻松，专办信用卡，还是一个人，就爱去酒吧，有一套能看见海的房子。可是他得了一种病：强直性脊柱炎。可怕的是，他弟弟也被诊断此病。要知道这病和遗传密切相关。最让我难过的是，当我要他转达我向他家人问候时，他告诉我父母离了，他现在和母亲在一起，和父亲基本断了关系，可父亲还是把这封信转给了他。（要知道，当初是因为他父亲才举家搬迁的啊） 他问我：还踢球吗？我说：早就不踢了，学习很忙，你现在的病还能踢吗？他说：还行，发现踢踢球后感觉要轻松不少，据说适当的运动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他知道我是医生，但他没有问起治疗的问题，我想他知道这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情会慢慢发展，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脊柱畸形。
有意思的是我们相互通过邮件交换了一下现在的照片，我给他一张自拍单身照，他竟然发了一张他在足球队的合影，也没告诉我他是哪位，可能他觉得我认出来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真被难倒了，我对着那15个人一个个的排查，最后范围缩小在两个人的身上（下图前排的左三和左四），当时感觉像是左四，无法确定。不得已，回了封邮件，厚着脸皮问：哪位是你啊？是不是左四啊？他回复：我kao，我有那么老吗？再对着照片看了看左三，嗯，这下认出来了，真的是他。看着他，我摇了摇头，笑了笑，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慢慢浮现。

将近有一年没联系了，现在的他还好吗？喜欢踢球的他一定也在看世界杯吧？我落难了，他会把我窝藏在海边那能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吗？

离校倒计时——（9）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无法忘记的时刻。我也有，那一刻，事关我的理想。
去年，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到我校演讲，一位贼能侃的研究大陆红灯区的社会学家。演讲最后，他让我们回想一下14岁做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梦，让我们重拾14岁时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我在台下琢磨这个性学专家指的“梦想”是“性梦”还是“理想之梦”呢？估计是后者。不管怎样，那都是美好之梦。是的，谁在14岁时没有梦想啊，潘老真能挑逗台下听众的情绪，既励志又让人浮想。
那是发生在我14岁的最后一天，1988年的12月31日的晚上。我上初三。
每当元旦到来之际，班上是要组织联欢晚会的。老师之前要每个同学上一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准备啥。前一天，在外上大学的二姐乘元旦放假回家，无意中发现我在房间听我自己灌录的磁带（我那时就有录自己声音的爱好）。
问：“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自己没事时录的一段解说词”
“什么解说词？”
“河殇”
“河殇？我知道啊，你也喜欢啊，我们学校里有卖学生自己刻印的解说词，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指了指手边的一叠《南方周末》（那时候我就看《南方周末》啦，当时各大报纸均连载它的解说词）说道：“还有，电视解说词，6集的，我全部用录音机对着电视上的音箱录下来了，张家声的声音真好听，我没事就跟着学”
“你读得还真不错”
“姐，明天晚上班上联欢会要准备节目，我朗诵一段解说词，你看行不行啊”
“一定不错”
于是在二姐的鼓励下，第二天上午，我就报上了我的节目。
那天晚上我是背诵的，选的是第一集《寻梦》的开始3分钟和最后一集《蔚蓝色》的最后2分钟的内容。记得我朗诵的时侯，班上非常的安静，在我读完最后一句（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时，那掌声简直让我晕了。无疑，我的节目被评为那天晚上的最佳，还赢得了一辆玩具跑车，还没等我拿到手看看，就被我的一位同学玩坏了。那一刻触动最深的估计是在场的班主任，5分钟，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因为此前他对我印象一直不好，一个过于叛逆的学生是很难赢得老师的喜欢的。元旦后，没参加晚会的语文和英语老师在课上竟然提到了我的朗诵，对我表示了赞赏，我心里那叫一个美。估计是班主任事后告诉她俩的。当然，让我难忘的还有那天朗诵后，一位平时很少和我交流的女生还到我跟前说：yanhu，你今晚朗诵的真好，就是到最后你读得越来越快了。
没多久，我就在晕晕乎乎中就迎来了新年——当时还不知道会是如此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