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7日 的存档
离校倒计时——(8)
我很少交朋友,尤其是能探讨某些问题的朋友,我甚至不知如何去定义朋友,如果说它是另一个自己,那我有朋友吗?身边的那些人只能算作我的同学或同事,对他们基本都比较坦诚,个别人多了一点偏爱。曾经和身边一个女生探讨过一个人生重大课题,如何选择异性朋友?她说:首先通过观察这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他对朋友的态度,就大概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朋友都不诚恳的人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话虽偏激但真的有道理,所以我一直没忘。记得当时我想,哼,我对陌生人都如此坦诚,对朋友那更掏心掏肺的啦,异性朋友,优先选我啊。但我对朋友的要求更苛刻,超越了诚恳,觉得还应该彼此承担危险。比如有一天我作为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其实绝大部分良心犯一般选择坐以待毙,不会潜逃的)被通缉,我投奔的那个敢接纳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想到这儿,这个人首先会是我的妻子,但我不会选择和她联系,警察肯定盯上了她。我得有个紧急预案,制定好逃跑线路,那会投奔谁?搜索了一下,难道是他?也许真的是他。
他现在在海口,已经有21年没见了。他丢给我最后的印象是放学后的一个背影,我不得不远远地走在他后面,因为我们的家在一条路上。曾经我们形影不离。
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由于走一条路上学加上同样的叛逆,我们成为了朋友。如果我的叛逆程度打7分的话,他就是9分。好歹我上课还听一会儿,作业能基本完成。他上课基本看小说,作业早上来抄我的。他的家庭环境还不错,父亲是中文系老师,母亲是个医生,可他就不爱学习,身体力行地对抗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由于他父亲认识不少学校的老师,开始在班上他还得到不少关照。可后来发现他一点儿也不上路,家长和老师都放弃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较听话的弟弟,可我依然是他的朋友。
天天我去他家约他一起上学,早上他还让我帮他解决他不想吃的早餐,为此,每天离家时,我都少吃一点。放学,我们不回家,在校边的池塘钓鱼、网虾、捞蝌蚪、抓青蛙、再活体解剖。我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吸纳了班上的2个成员,还在银行开了户,定期交会费,起名“feihu”党,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fei”,我的名字中有个“hu”。他起草了党章,具体内容也就是为民除害,天下为公之类,然后用塑料袋包好,埋在了校园的一棵树下。这个组织干的唯一可圈可点、有一定影响的事是:学着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将报纸上的字一个个的剪下,重新组合,再用胶水粘成一句话,给班里的同学写恐吓信,为此我还贡献了一本字典,因为有些字在报纸上怎么也找不到。可是被恐吓的同学告诉了家长,他爸立即把那凝聚着我们多少心血的信交给班主任,案件迅速被侦破,“feihu”党惨遭剿灭,但我们都没供出党章,它依然埋在那棵树下,因为我们此前有个约定,无论如何也不说出来。
组织虽然没了,但私下我俩还继续开展活动。其间还干了一件惊天动泣鬼神的事,如果上纲上线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中日外交关系的恐怖事件。记得85年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突然去世,因为被小时候那些篡改历史的烂电影宣扬的仇日情绪深深影响,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此事件经我俩分析,确定为日本人下的毒手,所以决定得采取点行动。因为我们城市同日本高知县结为友好城市,在公园里竖有一块“高知石”,十分不顺眼,准备就拿它下手。一开始计划用榔头把它砸了,可一想,那么大块石头,有现在四个微波炉那么大,砸不烂,而且动静大,容易被抓。商量了一下,还是泼墨简单易行,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就约好在一个周末的午夜12点之后,等家里人都已熟睡,他溜出门骑车到我家楼下,我在窗口等着,暗号是他用手电照我的窗子,我就偷偷下楼。他骑车把我带到公园,他放风,由我实施泼墨。整个计划执行的非常完美,唯一没想到的是,我在草丛里窝了好一会儿,因为有对男女还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他们走后,我上前对着“高知石”奋力砸下那瓶黑墨汁,瓶子碎了,墨汁还溅了点到我身上。也没看破坏程度怎样,立即跑到他那儿,赶快骑车逃离犯罪现场。回家后妈妈还在睡觉,松了口气。脱下沾了墨汁的衣服,洗了洗罪证。早起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穿好衣服遛到“高知石”附近观察,还好,一切如常,没见群众围观、警察拍照取样,远远地看了那块石头,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上面沾点黑乎乎的东西而已。
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全家将去海南,因为当时海南建省,机会很多,他父亲弃教从政,在省政府谋一官职。我们都很难过,一路无言。
没想到,在他去海口前,我们就分了手。还是因为他天天不学习。那时已经初三下半学期了,临近中考,我告诉他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准备学习了。因为总是考不好,他在班上经常被老师羞辱,我劝了他不知多少次,可他依然如故,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他认为我背叛了他,放学后也不再等我了。中考时,他因为信心不足,不敢报考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中,于是初中毕业后我们再也没见面了。
回想起那段时光,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阳光灿烂的日子,无忧无虑,捉鱼捞虾,满脑子的理想一点儿也不觉得遥不可及。他走后,我一个人就在青春期的苦闷中挣扎,直到后来遇到我的妻子。
我大学毕业上班后,这段如此结束的朋友之谊仍纠结着我,我想找到他。抱着一丝希望,带着妻子来到我曾经成长的城市,边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边讲述那些年少时我和他的故事,还带她看了看曾经被我泼墨的“高知石”。敲开了他原来的家门,这是剩下的唯一线索了。幸好家里有人,在门外说明了原由。好在住户是他父亲以前的同事,于是我弄到了他父亲在海口的联系方式。回来后,立即发了一封特快专递。没多久,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没考上大学,现在中国银行上班,工作很轻松,专办信用卡,还是一个人,就爱去酒吧,有一套能看见海的房子。可是他得了一种病:强直性脊柱炎。可怕的是,他弟弟也被诊断此病。要知道这病和遗传密切相关。最让我难过的是,当我要他转达我向他家人问候时,他告诉我父母离了,他现在和母亲在一起,和父亲基本断了关系,可父亲还是把这封信转给了他。(要知道,当初是因为他父亲才举家搬迁的啊) 他问我:还踢球吗?我说:早就不踢了,学习很忙,你现在的病还能踢吗?他说:还行,发现踢踢球后感觉要轻松不少,据说适当的运动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他知道我是医生,但他没有问起治疗的问题,我想他知道这病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情会慢慢发展,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脊柱畸形。
有意思的是我们相互通过邮件交换了一下现在的照片,我给他一张自拍单身照,他竟然发了一张他在足球队的合影,也没告诉我他是哪位,可能他觉得我认出来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真被难倒了,我对着那15个人一个个的排查,最后范围缩小在两个人的身上(下图前排的左三和左四),当时感觉像是左四,无法确定。不得已,回了封邮件,厚着脸皮问:哪位是你啊?是不是左四啊?他回复:我kao,我有那么老吗?再对着照片看了看左三,嗯,这下认出来了,真的是他。看着他,我摇了摇头,笑了笑,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慢慢浮现。
将近有一年没联系了,现在的他还好吗?喜欢踢球的他一定也在看世界杯吧?我落难了,他会把我窝藏在海边那能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吗?
离校倒计时——(9)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无法忘记的时刻。我也有,那一刻,事关我的理想。
去年,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到我校演讲,一位贼能侃的研究大陆红灯区的社会学家。演讲最后,他让我们回想一下14岁做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梦,让我们重拾14岁时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我在台下琢磨这个性学专家指的“梦想”是“性梦”还是“理想之梦”呢?估计是后者。不管怎样,那都是美好之梦。是的,谁在14岁时没有梦想啊,潘老真能挑逗台下听众的情绪,既励志又让人浮想。
那是发生在我14岁的最后一天,1988年的12月31日的晚上。我上初三。
每当元旦到来之际,班上是要组织联欢晚会的。老师之前要每个同学上一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准备啥。前一天,在外上大学的二姐乘元旦放假回家,无意中发现我在房间听我自己灌录的磁带(我那时就有录自己声音的爱好)。
问:“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自己没事时录的一段解说词”
“什么解说词?”
“河殇”
“河殇?我知道啊,你也喜欢啊,我们学校里有卖学生自己刻印的解说词,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指了指手边的一叠《南方周末》(那时候我就看《南方周末》啦,当时各大报纸均连载它的解说词)说道:“还有,电视解说词,6集的,我全部用录音机对着电视上的音箱录下来了,张家声的声音真好听,我没事就跟着学”
“你读得还真不错”
“姐,明天晚上班上联欢会要准备节目,我朗诵一段解说词,你看行不行啊”
“一定不错”
于是在二姐的鼓励下,第二天上午,我就报上了我的节目。
那天晚上我是背诵的,选的是第一集《寻梦》的开始3分钟和最后一集《蔚蓝色》的最后2分钟的内容。记得我朗诵的时侯,班上非常的安静,在我读完最后一句(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时,那掌声简直让我晕了。无疑,我的节目被评为那天晚上的最佳,还赢得了一辆玩具跑车,还没等我拿到手看看,就被我的一位同学玩坏了。那一刻触动最深的估计是在场的班主任,5分钟,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因为此前他对我印象一直不好,一个过于叛逆的学生是很难赢得老师的喜欢的。元旦后,没参加晚会的语文和英语老师在课上竟然提到了我的朗诵,对我表示了赞赏,我心里那叫一个美。估计是班主任事后告诉她俩的。当然,让我难忘的还有那天朗诵后,一位平时很少和我交流的女生还到我跟前说:yanhu,你今晚朗诵的真好,就是到最后你读得越来越快了。
没多久,我就在晕晕乎乎中就迎来了新年——当时还不知道会是如此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1989。